武汉日记:白大褂下的软肋

2月3日,增援武汉疫情报道的第五天。

“双拐医生”饶歆有两根拐:一根在隔离病房,上班用;一根在病房外,下班用。1月初,饶歆左脚严重崴伤,同事诊断后的建议是休养两周。可仅过了4天,饶歆就拄着拐与另外5位同事走进了重症隔离病房,“实在缺人,我还是病区的负责人。”

多此一拐

饶歆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已经工作了9年,记者今天见到他时,他的左脚刚刚痊愈。

1月的武汉,经常下雨,有时下雪。受伤后,饶歆的脚肿得只能套上拖鞋。住的楼房没有电梯,他每天一步一步地挪下楼。再加上早去抢距离办公楼6号楼出口最近的车位,他早上6点起床,比受伤前早1个小时。

1月18日,饶歆和5位同事走进重症隔离病房,他们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二批走进重症隔离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。拄拐期间,大伙儿打趣,叫他“双拐医生”。有时候,饶歆还会跟他们一起拿自己开涮——谁还会在意呢,在只能通过笑声识别欢乐、肉眼不见笑脸的隔离病房?

起先我也纳闷儿:只有一只脚扭伤,何必非要拄上双拐?“为了不把病毒带出去。”饶歆的轻描淡写,让我忽然对眼前这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肃然起敬:专业,心细!

隔离病房内所有可能污染的物品都不可以带出——也是为了顾及家人的安全,饶歆架起了双拐,上班用隔离病房里的,下班用隔离病房外的。

脚伤还没痊愈的时候,饶歆只能坐着穿、脱防护服。但凳子是暴露的,他不得不多穿一件防护服。一层防护服就够闷的了,他套着两层,上身两分钟,全身就开始出汗——还不敢多喝水。

“一点儿都不想我”

1月初,中南医院的战“疫”就打响了,大家伙儿忙着建隔离病区,收治患者。“最初,谁也不知道哪个病人被感染了,大家的心理压力和生理压力都很大。”饶歆说,打那以后,他就在外面住酒店,很少回家。

“最想的就是闺女媛媛,偶尔回家拿些换洗衣服,也只能远远地看上一眼,或者隔着好几米远聊几句。”饶歆说,有一点时间,他就翻手机照片;要是时间多一点,他就跟家人连视频,“主要是想看看媛媛。”

饶歆是个羽毛球爱好者,也练过一段时间。受他的影响,7岁的女儿也开始学着打。饶歆能喂球也能指导,媛媛学得格外起劲儿,总喜欢缠着他打球。

“有时候想起来,挺心酸的。我回家拿趟衣服,远远地说两句话就走,她还傻乐傻玩儿,看起来一点都不想我。”饶歆说,最近女儿有些不太开心,埋怨他为什么脚好了,也不陪她练球。

饶歆很自责,自己平时太忙,经常不着家,“现在就更不用说了。”饶歆的爱人是一名计算机工程师,也经常加班,平日里主要是奶奶和外婆带媛媛。“很亏欠女儿,等疫情结束,我想带她去练球、下棋,去远方。”饶歆说。

我又回想起早上等饶医生的时候,中南医学院重症医学科病区值班室里,一名女大夫跟孩子视频:“宝贝儿宝贝儿,你想不想妈妈……”

白大褂才不是什么盔甲,下面盖住的软肋,是他们的家。

(责编:冯粒、曹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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